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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密电”历史真相揭晓记

时间:2019-10-29 20:22:09 点击:作者:不详 来源:网络

张国焘“密电”历史真相揭晓记

黄 伟

文史天地

张国焘“密电”问题由来已久,学界对此问题一直有不同观点。要研究透彻这个问题,还得从红军长征在四川懋功会师说起。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历经千辛万苦克服艰难险阻终于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两军胜利会师后,红一方面军由于在长征途中连番征战,尤其是因为长征初期“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统治,牺牲巨大,损伤严重,此时仅剩约3万兵力,而红四方面军则坐拥8万之众,两军会师后总兵力共达11余万人。由于当时正值全国抗日爱国救亡运动此起彼伏不断高涨之际,面对这一新形势,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制定统一的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经过两河口会议的激烈讨论,中央决定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张国焘也勉强同意。但会后张国焘却故意延宕北进,加上敌情变化等种种原因,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没能实现,继而重新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力求形成在甘肃南部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为此中央将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分头北进、北上抗日。左路军主要以红四方面军之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和红一方面军之第五(五军团)、第三十二军(九军团)组成,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从卓克基攻阿坝;右路军以红一方面军之第一(一军团)、第三军(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之第四、第三十军组成,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从毛儿盖攻班佑。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改变了红一方面军长途跋涉、长期孤军作战的局面。此后,担任红四方面军军委主席的张国焘倚仗枪多兵多势众,想要控制党和红军的野心明显急剧膨胀,为此,他借口提出所谓要“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有待解决”两大问题,借故阻挠延宕红四方面军继续执行北上之既定之策。同时他还扬言要专门召开会议重新审查中央制定的路线,并非法策动一些不明真相的指战员向党中央提议改组中央军委及红军司令部,建议让张国焘担任中央军委主席,还要求给予张国焘“独断专行”的军事大权。他还极力排斥朱德、刘伯承,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于9月9日致电中央军委,要求坚持“乘势南下”的主张,决定率领左路军向川康边等方向退却,妄图找到可以战火消停的“避风港”。其做法不但和中央既定的战略方针产生了极大的路线分歧,并且企图以枪压党,武力称雄,完全不顾党的组织路线和政治纪律,彻底否定自遵义会议以来确立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和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地——懋功

同时,他又背着中央密电给已经开始执行北上抗日既定方针的右路军政委陈昌浩(和他一直搭档配合的原红四方面军政委)执行其个人企图,妄图使用陈昌浩和原红方面军的力量武装胁迫党中央及右路军转向南下。中央获悉该“密电”之后,随即紧急率领红一和红三军团迅速向北进军,尽快地摆脱掉了可能被武装胁迫的危险境地。然而张国焘不但不痛思悔改,而且还在1935年10月5日,堂而皇之地公然举起分裂党和红军的旗帜,自行决定另立“中央”,上演一出和中共中央彻底决裂、分庭抗礼的闹剧,他还自封自己为自己组织的“党中央”的“主席”,同时还公然宣布必须“开除”或“通缉”部分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异常狂妄地“下令”指示北上的中共中央“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而只能叫做北方局,已经北上的中央红军只能称作北路军。可见,此时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破坏中央权威的疯狂行径已走到令人咂舌、登峰造极的极端错误地步。他这种严重违反党的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的错误,性质完全是旧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集合体。无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分裂党、反党、分裂红军的错误行径激起了左路军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党员们的极端愤慨和强烈不满。

在这种党和红军面临分裂危机、正确路线面临分崩离析的危急关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充分考虑到全部红军都处在随时要对敌作战的严酷战争环境,保证内部团结才是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和大局,因此在对张国焘的内部斗争中必须采取特别慎重严谨的态度方法。必须要以团结北上抗日这一大局为重,要相忍为党,既要坚持中央的组织原则和政治规矩,也要从具体实际出发。为此决定,首要一点就是继续坚持北上抗日的既定战略方针,同时充分强调要求全党上下必须拥护中央的领导,必须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牢固树立中共中央在红军中的权威。为了顾全大局,中央屡次催促张国焘率领左路军转向北上,并给机会耐心等待其有所醒悟。其二,为了维护红军内部团结,中央作出一定的妥协甚至是很大的包容让步,把张国焘增补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当时担任红军总政委职务的周恩来还主动提议把总政委让与他;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改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并增补红四方面军的部分领导为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等。其三,针对张国焘的严重错误只是通过耐心说服、批评教育、努力挽救的党内斗争的常规方法,根据其错误程度和认错态度,非常宽容地给其认错和改错的机会。在俄界会议上,中央虽然严厉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违抗中央命令的严重错误,其实并没有向全党全军通报传达,会议通过的“决定”仅仅发至中央委员层面。哪怕在其另立“中央”之后,中共中央虽然与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从未放弃挽救他。正是在中央的科学决策和正确领导下,在广大左路军指战员的团结凝聚下,张国焘不得不带领红四方面军转向北上,最终到达陕北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中央仍然不计前嫌,建议请张国焘担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其四,张国焘的所作所为只是其个人野心酿下的严重错误,中共中央始终把同他的坚决斗争和团结教育广大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区别开来,没有把与他分裂主义的个人行为曲解为红四方面军集体的行为。特别是以徐向前为代表的广大红四方面军党员、指战员一心拥护中共中央,坚决地与张国焘反党分裂主义开展了有理有利有节有效的斗争,非常自觉地维护了红四方面军内部的团结。而编入左路军的中央军委部分领导朱德、刘伯承、任弼时等非常理智地坚持原则,顾问大局,维护团结,非常坚决地团结广大指战员共同反对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力主红四方面军停止南下共同北上,最终实现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这些也是张国焘的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反党分裂主义阴谋不能最终得逞的重要原因和基本条件。

                                                   张国焘

以上就是党史上张国焘“密电”产生的主要历史背景和前因后果,而“密电”的历史真相为何,有没有密电?密电内容是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在一个时期内都受到误传的影响而没有搞清。

有关张国焘“密电”的历史传闻在党内军内社会上都曾有广泛影响,盛传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发“密电”给陈昌浩要求其“武力迫害党中央”。由于中央有关文献严格保密,关于这个问题的文本材料十分罕见。1980年4月,中央党校的于吉楠同志编写出版《张国焘其人》,把沈阳空军吕黎平同志在1979年5月1日《解放军报》刊发的有关张国焘密电的一篇回忆文章——《严峻的时刻》,把其中的相关内容作为一个文献依据大量加以引用。即,张国焘在长征途中给右路军的政委陈昌浩发了密电,密电的内容主要是:“x日电悉。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告。”张国焘1938年4月私逃叛党投靠国民党特务集团,早已成为党的可耻叛徒,有历史定论。“武力解决”党中央的文本材料的出现无疑更成了张国焘罪上加罪的重磅炸弹,于是在社会上更加轰动一时,沸沸扬扬,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

1980年春,中央党史研究室刚刚成立,人手不够便向国家教委借调条件合适的同志,东北师范大学的郑德荣同志被教育部推荐给了中央党史研究室,担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编写组主持工作的副组长。第一项工作就是参加编写《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第一版),为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做前期准备工作。中央领导特别重视这项工作,中央党史研究室曾传达陈云同志的指示:党史工作者对党的历史事实要一锤子一锤子敲定,你们要负责任,不得有含糊,理论观点问题中央要把关。党史工作不但要对党和人民负责,更要对历史负责。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存在一系列复杂问题,特别是涉及到张国焘“密电”的问题。这个问题传闻很多,人们习以为常,但党史工作必须实事求是地调查核实,不能人云亦云。在此期间,时任全国总工会副书记的宋侃夫同志(原统管红军电台的三局局长)为张国焘“密电”问题直接找到中央党史研究室主要负责人廖盖隆同志。中央党史研究室特别重视,为此专门召开座谈会。会上,宋侃夫同志说(大意):你们是党史工作者,写党的历史,我们是历史的见证人,是亲身经历者,你们对张国焘这件事要搞调查研究,搞清楚。据我的回忆,没有“武力迫害党中央”的密电。我当时也兼任军事机要译电员,在我的记忆中没有经手发过这个密电。

宋侃夫同志严肃的意见给编写组的工作更增加了复杂性和难度。于是由郑德荣同志起草拟定了一个外调提纲,交给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由办公室派人到沈阳去找吕黎平同志作进一步的调查核实。可是,老同志还是肯定他的这个回忆,没有否认,也没有撤回。这个问题该怎么突破,如何解决?这时郑德荣同志想到只有去中央档案馆查原始文件。在当时,查阅档案的条件限制极为严格,首先得有中央的任务需要,还得有一定的职务和职称。他刚好符合条件,于是即赴中央档案馆利用部查档案,并和当时的负责人沈正乐同志(后任馆长)说明这次查档案的重要性。利用部的负责人明白来意后,积极配合工作,他经过再三的查找却始终没有找到这份电报。这么重要的电报怎么会没有呢?是否说明这份电报就不存在呢?大家都考虑,这是机要电报,又历经艰难困苦的长征,可能当年就销毁了。没有查到电报,该怎么办呢?于是又考虑到红军到达陕北后召开延安会议,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揭批张国焘,这是一个直接的线索,可以查阅一下有关延安会议的记录。又经查找,郑德荣同志终于拿到了延安会议的原始记录。深黄色的纸张,留存着庄严的革命岁月的痕迹,果然发现上面记录有毛泽东关于“密电”的发言,按照规定是不允许个人抄录带出的,只能认真地看,记录上写着:在长征途中,叶剑英同志偷着给我看了电报,电报上写道“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于是我下决心北上了……。另外还看到红四方面军干部周纯全同志的发言,他说:有人说我说过“武力迫害党中央”,我哪说过,那是李特说的。这一事件可以基本说明在当时的右路军也就是红四方面军部分指战员中可能存在这一说法或者说谣言,但是,这些并不是张国焘“密电”原文再现的真实内容。

                          到达陕北的红四方面军一部

通过查阅延安会议记录和调查研究,郑德荣同志认为以延安会议记录来论证张国焘“密电”问题是可靠的,理由主要有二:其一,延安会议的主题之一就是批判张国焘的错误,他的“密电”问题无疑是其错误中的重点和焦点;其二,延安会议的时间为1937年3月23日至31日,电报的时间是在1935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连夜北上前夕。时间间隔仅约一年半左右,不算很长;况且延安会议的与会者都比较年轻,毛泽东当年才44岁,对一年半前这样非常严肃的事情应该记忆得比较准确。此外,同时参会的张国焘在会议上并未当场提出任何反驳的意见和解释的理由。所以,郑德荣同志认为用延安会议记录来判断“密电”的事是可行的,由此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一、“密电”确实有,张国焘确实给陈昌浩发过电报;二、“密电”的内容,并非是传闻所说的“武力迫害党中央”,而是“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开展党内斗争毕竟和武力迫害党中央在性质上和程度上是不一样的,当然二者都是严重错误。

郑德荣同志回到中央党史研究室,根据记忆尽量详细地把情况如实汇报给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领导廖盖隆同志、缪楚黄同志等。很快,经中央党史研究室领导集体研究认为:以延安会议记录作为澄清张国焘“密电”问题的文献依据比较可靠。根据这个意见,在编写《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没有采纳“武力迫害党中央”的误传表述,而是根据延安会议记录的基调阐述的,写成“九月,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并要挟右路军和党中央南下,甚至企图危害党中央”。后来,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一次草稿中对张国焘密电问题的表述也是按照延安会议的基调来叙述的,此稿经党史研究室修订后在1991年出版。

今天看来,以延安会议记录作为文献依据,尤其是以“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作为张国焘“密电”的结论式论断,是客观准确的。澄清密电历史真相的出版物最早见于经国家教委认定的高等院校试用教材《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上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三版176页)。此后,一些权威的书籍对此也有澄清,有的专家学者也写出很有价值的学术文章,也是这个结论。但传播面毕竟有限,事隔这么久,关于张国焘“武力迫害党中央”的“密电”的误传在社会上并没有完全澄清,一些青年学者也都不太清楚“密电”的历史真相,很多人也都不知道张国焘“密电”的揭晓过程。希望本文可以澄清人们对这个问题认识上的误解,但愿对人们了解历史真相有所补益。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252期

【作者系法学(中共党史专业)博士,贵州中医药大学教师】

原文来自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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